11月11日上午，重庆市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受贿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黄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没收10万元财产，追缴贿款232万元。

    随后，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原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受贿170余万元案公开宣判。被告人王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至此，重庆地产窝案已有6人宣判。此前，已有原重庆市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重庆侨联主席罗静虹（王政之妻）获刑，而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唐文峰也先后“落马”，等待宣判。一年时间里，9名厅局级干部的人生起伏，让重庆官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网络上，有人将形象地将该起窝案取名为“风起云涌”，暗指（唐云）峰、（梁晓）琦、（黄）云、（蒋）勇，这起“风起云涌”的窝案刺开了规划制度的伤疤。

    又一名“袍哥”官员的倒下

    黄云42岁就开始担任重庆主城区级政府一把手，他曾留学国外，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去年3月，这名瘦削的官员在参与处理“史上最牛钉子户”时的表现，曾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院审理查明，从1997年到2008年，黄云在担任沙坪坝区政府党组成员、区长助理、区长、重庆大学城城区建设委员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10多名地产商和政府公务人员谋求经济利益或协调亲属工作调动，收受贿赂合计232万元。

    他被控12项受贿事实，涉及控规调整、征地拆迁、土地补偿等。典型情节有，2005年，在黄云任职沙坪坝区区长期间，在一改造项目的建筑红线与三峡广场的退距上，为一房地产开发企业谋取私利，将本应退让3米的公用地，划为建筑商的建设用地，并从中获得1万元美金的贿赂回报；另外，黄云还将城建资金私自拨付给一开发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本应用于公益设施的资金就此被开发商最终纳为己有。黄云为开发商谋取巨额利润，换来了多次贿赂。

    此前已被判刑的陈明、王政、郑维等人和黄云都曾在沙坪坝区工作，四人关系极为密切，彼此称兄道弟，俨然“袍哥”（“袍哥”系清末四川由《诗经》“与子同袍”而引申出的民间帮会组织，意为同一袍色之兄弟——记者注），曾在同一时期，甚至在同一项目、同一地产商处收受贿款。

    “袍哥”官员层层勾连，相互关系交错联结，相互打招呼，共同权力寻租，形成本次“窝案”。一个典型情节勾勒出“窝案”的基本路径：某地产公司为在征地规划调整、征地拆迁、回购土地补偿等项目上获得优惠，找到黄云帮忙，黄则找到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帮忙，彼此勾结成一个利益链条。

    受审的黄云在宣判后声称，将考虑一下再决定是否上诉。

    容积率揭开规划黑幕的冰山一角

    本次窝案揭开的规划黑幕中，“容积率”是一个关键词。

    容积率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概念，指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对于购房者而言，容积率越低，意味着人均更大的环境和活动空间，居住质量更好、更舒适，但对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则意味着可供销售的面积相对更少，同一面积土地上的利润更小。

    每提高一点容积率，都将使开发商获得巨额利润。一个占地1万平方米的小区，如果容积率为3．5，意味着可建3．5万平方米商品房，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4．5，开发商没有增加任何土地投入，却多出了1万平方米可销售的商品房，“溢”出的利润将以千万元计。

    使出浑身解数笼络官员，以提高“容积率”，是不少开发商发财的重要途径。在本次“窝案”中，相关官员正是利用手中的职权，为开发商调高“容积率”牟取暴利。

    2003年7月，一名开发商找到本窝案的重要角色王政，希望提高楼盘容积率。王在开发商递交的申请提高容积率的报告上签署“请给予大力支持”的意见。虽然按照相关规定，该公司开发的项目容积率不能超过5，但最终规划部门还是将该公司项目的容积率调整到不大于7。王政因此收受贿赂100余万元。

    梁晓琦接受重庆某地产商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上调该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容积率，共分8次“进账”225万元人民币，美元6万元。

    权力未得到有效监督是根源

    容积率一般由规划设计专家制作，规划局审批。在特殊情况下，因城市变化太快，最初的规划可能不尽合理，或是对开发经济的可行性，原来没有考虑，这样，就会发生容积率的调整。

    要改变容积率，规划部门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该系统在容积率调整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部门的权力核心层往往能随意改变规划用地的性质、功能，擅自提升建筑容积率、扩大建筑密度。

    容积率只是规划系统众多乱象的一个切片——在重庆民间，有“规划规划，龟儿子乱划；有油水的就划，没油水的就不划”的顺口溜。

    商品房下的土地，就这样成为权钱交易的沃土。本次窝案中，从指标设定到修改，主要是规划系统的内部运作，运行过程并不公开、透明，社会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是权力被滥用的重要根源。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地产人士在法庭外告诉记者，房地产从土地出让到规划调整，有很多“猫儿腻”。比如土地出让，规定必须挂牌交易，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比如，在拆迁协议、交纳保证金等方面故意设置门槛。

    即使不玩这些“技术含量低的手段”，与官员达成默契的开发商也可通过无限提价来赢得竞争，随后，官员会找到种种理由退税给该企业。

    “在调整规划方面，更加容易操作，只要搞定了主要领导即可。对开发商来说，成与败，就是主要领导一句话。”他说，其实，有很多法规对这种现象给予规范，但这些制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调整规划主要由规划部门说了算，封闭运行，缺乏公示、听证等程序，手握实权的部门负责人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重庆窝案再一次说明，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 田文生）